随着DeepSeek等AI工具的普及，基础教育领域正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不仅会改变知识的传播方式，也将重塑教育的组织形态。在我看来，这一改变深刻印证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中的一个论断：“在知识社会中，创造绩效的不是个人，个人是一个成本中心，而不是绩效中心；创造绩效的是一个组织。”在知识可以唾手可得的今天，再优秀的教师个体的智慧在AI智能体面前也会显得“捉襟见肘”。德鲁克强调，组织的核心价值在于整合资源、发挥集体优势，从而实现个人难以达成的目标。在AI时代，教育组织的绩效不再仅仅依赖于单个教师的能力，而是依赖于教师团队、技术工具以及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协同合作。教师团队可以通过分工协作，弥补个体的不足，发挥集体智慧的优势。在传统教学实践中，教师个体承载完整的知识传递链条，其劳动价值直接体现在学生认知的改变中。AI时代的学校教育，教师的核心劳动转化为知识元件生产——课堂有可能成为原始数据采集场域，教学行为被分解为可观测、可编码的认知交互单元。教师投入的时间成本主要用于生成两类组织资产：显性化的教学行为数据（如提问策略的时间分布）与隐性经验的标准化切片（如不同学情下的反馈模板）。这些元件需通过组织的知识工程系统进行清洗、重组、验证，才能形成具有迁移价值的教育解决方案。组织的知识工程系统借助专业的数据处理算法和分析模型，对教师生成的教学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筛选，去除无效或冗余信息，将有价值的知识元件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最终形成一套完整且可推广的教育方案。AI时代，教师既是组织知识网络的资源供给节点，又是系统化教育产品的使用者。这种双重角色导致两个关键转变：其一，教师的核心能力从教学设计转向知识贡献，其职业价值取决于向组织知识库输送有效元件的质量与频率；其二，教师的教学行为越来越依赖组织提供的认知技术支持，如基于全校学情大数据生成的差异化教学方案。教师劳动被深度卷入组织级的知识生产体系，个体创造力通过系统化的质量控制流程，转化为可规模化的教育服务。组织鼓励教师积极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创新成果，同时不断优化认知技术支持系统，为教师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教学辅助工具。然而，这种看似高效的重构背后也暗藏隐忧。首先，当教学行为被高度数据化和标准化时，教师的个性化教学风格和创造性可能会受到限制。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越来越依赖组织提供的技术工具和数据支持，可能导致他们在教学决策上的自主性降低。重要的是，新型评估标准将教师价值锚定在知识贡献度这一维度，本质上构建了教育领域的认知资本市场。教学元件贡献量、编码完整度等指标的确立，标志着教师劳动进入可计量、可交易的阶段。这种转变虽提高了管理效率，但也可能引发教育价值从育人本质向知识资本积累偏移的异化。如何应对AI幻觉、如何甄别信息的真伪等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需要个体具备坚定的独立思考意识，同时也需要组织的支持和团队的协作。学校组织需要经历从科层机器向生命共同体的进化，实现教师智能与机器智能共舞、组织效率与个体灵性共生的新生态。这既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更是对人类认知进化的创造性回应。因此，未来的教育研究，需要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守护之间寻找平衡点——既不能沉溺于浪漫主义的个体英雄叙事，也不能放任知识劳动彻底沦为认知资本的生产要素。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具体行动：重新定义组织效能，将教师幸福感、教学艺术性等软性指标纳入绩效评估；创新知识封装伦理，建立教育数据的确权体系与收益共享机制；提升混合型专业素养，培育既精通数字工具又守护教育本质的“双栖教师”。

（作者：凌宗伟 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国教育报2012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