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RCEP的签订，危机并存，中国的中低端产业必须加快转型步伐，才能够占据领先优势。

而高端产业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顶级科学家。

只不过，顶级科学家归国，从来都不只是一张机票的事情。

1950年3月，有一个拖家带口的身影，脚步一深一浅，拎着一只沉重的皮箱，沿着罗湖桥上的铁路经行而过。

他身后的香港，越来越远，眼前低矮的茅屋与崎岖小道，越来越近。他清楚的知道，走过了这一段，前半生的功名与荣华自此永远作别。

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短短32米长的罗湖桥，连接起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40年前，曾设计督造这一段铁路的詹天佑也曾站在这一方桥头驻足，对岸，是已经被英国人强占七十年之久的香港九龙；转身，是即将在辛亥革命之中垮台的风烛残年的大清王朝。

40年后，同一座桥，同样的风景。眼前满身补丁的渔民，河边晾晒的破旧渔网，千年的农耕渔猎似乎从未因历史变迁而产生任何的变化。但风中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却明明白白的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真的来了。

受此感召，他在登桥前留下万言告留美同胞书一封，通过新华社传遍世界各地。信中如是说：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

如果对那一段历史熟悉，不难猜到，这个人正是从海外归国的顶级数学家——华罗庚。在当时，早年生病留下的腿疾，与一身书生气的打扮，让他的辨识度格外高。

但少有人知的是，在他那口沉重的皮箱中，装满了他在美留学时对当时新兴科技事业的所见所闻。而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也正是从华罗庚归国的这一刻起，与中科院深深的绑定在一起，叩响了时代的大门。

起：只靠算盘造不了原子弹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使命，科学家尤甚。

归国不久，华罗庚一边参与筹建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另一边，则在中科院数学所成立了计算机研究小组，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计算机研究的组织。

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计算机还尚属尖端新兴学科。全中国，见过计算机长什么样子的，一只手也数的过来，更没人会想到，它的出现会对中国日后的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直到1956年，为了国家安全，核武器制造被提上日程，作为配套产业，计算机与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在当年8月发布的十二年科学规划中，被列为“四项紧急措施”。

在这一背景之下，计算机小组升级成为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由周总理亲自下令，中科院各所、清华、北大、二机部（保密等级最高的核工业部）、解放军总参某部，全国最精锐的314人全部被聚集在中科院计算所集中培训。

有了人才，但如何培养依旧是一个问题。

资料，正装在华罗庚回国时带回的那一口皮箱之中。在普林斯顿担任研究员的期间，他曾与一同任教的世界“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成为忘年交，也是在这里，华罗庚搜集并带回国的大量计算机资料，成为新中国计算机事业启蒙的原始启蒙。

同年，中科院又派人赴苏联，相继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21个研究机构考察，并于次年带回了苏联M-3型和БЗCM-Ⅱ型电子计算机图纸。

1959年10月1日，中科院计算所与国营738厂联合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计算能力达到每秒一万次。

这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才研发出来的宝贝：104机单台造价高达200万元，而那时候中国的人均GDP仅为217.34元。

也是因此，机器建成后，就连当时负责核研究的科学家，每周也仅有十多个小时的上机机会。如果时间不够，还需两单位领导亲自致函，方能得到通融。

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科学家们在104机上完成了原子弹的模型设计。并为后来的东风、长征系列导弹以及东方红1号卫星的轨道计算完成了重要的辅助工作。

可以说，没有当年中科院与一众科学家们研发的104机，就没有后来的两弹一星与中国科技事业。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研制计算机，不仅是科学任务，更是撑起国家脊梁的政治作业。

承：造芯补魂，为国创业

就在104机刚刚开始研制成功的1958年，IBM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并在随后孕育出了英特尔、微软等的计算机领域霸主。

而当时的中国则在十年浩劫之中，人才凋敝，科学事业陷入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换技术”以及“贸工技”思路更是让Wintel完全垄断了中国信息产业的两大根基。

一直到1999年3月爆发的科索沃战争，被轰炸了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被美国搞瘫痪的南斯拉夫通讯系统，挑起了国人最敏感的神经。

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当年6月召开了“发展我国自主操作系统座谈会”上拍案而起，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其中，芯是芯片，魂则是操作系统。

也是从这一年起，在“缺芯少魂”的呼吁下，中国的自主操作系统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爆发。

时任中科院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以及中科院计算所研究院胡伟武被推到台前。一人负责操作系统创建中科红旗，一人负责芯片扛起中科龙芯。在国家的需求之下，两个体制内出身的科学家被迫创业，承担起阻击Wintel的重任。

那是一段带有浓厚时代特色的历史。

出身体制，孙玉芳出门时，常常带着两张名片。其中一张的头衔是中科红旗董事长，另一张则印着中科院软件所首席研究员。

与中科红旗一同起步的龙芯，办公室里则随处可见红底打印出的《毛选》金句，就连会议室墙上也贴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龙芯课题组”的标语。为了找到愿意配合生产的厂家，不善言辞的科学家们厚着脸皮，蹲在别人的办公室，一直磨到对方愿意配合。

只可惜，2005年年仅57岁的孙玉芳辞世，九年后，中科红旗正式破产，只留下了一个未曾实现的自主梦，和一群结局注定悲伤的奠基人。

而龙芯，二十年过去了，胡伟武还在与白发苍苍的倪光南一道，讲述着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的悲哀。

在后来，曾有人将红旗与龙芯的悲哀，总结为国有体制的悲哀。但或许，从两千年一开始，中国信息产业的芯魂商业化便注定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泡沫。

毕竟，Wintel在前，造芯补魂显然不是一个划算的生意。

芯片、操作系统、软件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生态，做芯片需要操作系统的适配，做操作系统系统又需要软件与终端的适配。但偏偏，在桌面端，成熟的软硬件产品，都已经成为了微软生态的高薪打工仔。

与红旗、龙芯同龄的方舟科技以及蓝点科技，都曾是国产CPU与操作系统中的佼佼者。但短短几年，就“及时”认清了现实，开始了服务器或者嵌入式系统的转型之路。

但Wintel在前，造芯补魂更是一笔哪怕注定失败，遭受无尽质疑但也得不计后果做出来的生意。

孙玉芳、胡伟武们未竟的商业化，让中国后来的IT产业发展，即便遭遇最坏的情况，也依旧有芯可装有魂可用。让同在千年之后发展起的阿里、腾讯，可以毫无负担的轻装前行；也让被美国屡屡刁难制裁的华为，在断供的威胁之下，有叫板谈判的底气。

尽管商业化早已容不下迟到的红旗与龙芯，但时代需要一腔孤勇的悲情英雄来建造后人的基业。

转：柳暗花明，新时代中的芯与魂

风物长宜放眼量，一个时代的造芯补魂过去了，但另一个时代的芯与魂正在重塑。

关于龙芯与红旗，故事其实还有另一个版本的结局：

龙芯守住的国产芯片根据地，传递到胡伟武学生陈云霁创立的中科寒武纪手中，得以在AI时代开疆拓土。

成立不到四年，中科寒武纪在就已经完成了从创业公司到科创板上市企业的一跃。而在它的背后，则是中科院、科大讯飞、阿里、联想等近10家顶级机构与科技巨头的联手站台以及每年5.4亿研发支出，65项已获得专利，1,474项正在申请中的境内外专利。

红旗未竟的商业化，梦想被流转到中软、华为的员工捡起，在麒麟与鸿蒙操作系统之中闪闪发光。

红旗破产后，不少员工跳槽到了中国电子旗下的麒麟操作系统，成就了如今国内第一大国产操作系统，另一些则辗转去到了华为、阿里，成为鸿蒙、AliOS中的得力干将。

当然，不只是传统操作系统的复苏，一些更新的，立足于这个AI时代的新操作系统也正在崛起。

2020年11 月 23 日，第七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乌镇拉开序幕。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云从科技在会上亮相了全球首款人机协同操作系统CWOS（Cloudwalk OperatingSystem），同时该系统入选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根据官方介绍，CWOS可以运行在通用操作系统或云操作系统之上，提供人机协同相关算力、算法和数据管理能力和应用接口的底层软件系统。而围绕这一操作系统，又可以延伸出智慧金融、智慧治理、智慧出行、智慧商业四大方向的解决方案。云从科技创始人周曦曾提出在未来三年的核心目标是围绕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开拓一条产业链，从而成为AI行业的Tier1厂商，因为这将会使得云从更具有不可替代性、话语权强和利润空间高的标签，也会让云从未来实现第二曲线的高增长、高盈利、高稳定更有信心。

那么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人工智能的目标如果比作要打造一个具有“大脑”、“神经”、“躯干”与“四肢”的机器人，躯干、四肢就是硬件基础，常见的有服务器、摄像头、通信网络设施；而“神经”和“大脑”是让机器人具备听说读写和思考的能力。

人工智能企业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优秀的“神经”和“大脑”，让机器人具备各种能力，甚至让他有了“灵魂”，能够成为各行业的专家，全面提升工作效率和用户体验。

比如当年公安部抓捕连环杀人犯的“周克华案”，动用上千警力人肉盯着高清视频搜索嫌疑人影像资料，看到有十几个警察视网膜脱落，还是让嫌疑人从南京逃脱。

现在有了人工智能，相当于有了成千上万的AI干警24小时的快速检索，包括目标人在哪里、和谁发生过对话、在那里扔过烟头等等，形成天罗地网，很快就能抓到了嫌疑人。

过去这些年，硬件基础设施得到快速建设，比如服务器算力建设、5G网络、摄像头部署等，也催生出海康大华、华为中兴等巨头。

而现在全球范围内都更加开始重视“大脑”和“神经”的建设，核心技术、软件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不仅是中国明确加大人工智能投入，美国在法案中也将人工智能放在第一顺位。这也是人工智能为什么是十四五规划中关键核心技术里放在首位的最重要的核心技术的原因，人工智能是全球科技竞争的最前沿，也必然会在这个领域出现巨头。

或许，截止今天，还有很多人无法明白这一行为背后的意义所在。觉得做操作系统，是骗国家的经费，做AI，是骗投资人的钱；而AI+操作系统听起来很美好，但放眼全球，这是哪怕谷歌、微软都没有做的事情，一家成立不过几年的中国创业公司，凭什么就能成功？

2015年4月15日，云从科技在中科院重庆研究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成立。而这家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与“军工复合体”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创始人周曦，正是一名归国的科学家。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红旗的悲情，龙芯的坚守，AI在误解中的曲折前行，过去五十多年的沉默，或许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爆发。

合：站在七十年工业体系肩膀上的创二代

冥冥中，历史在某一个时刻发生着惊人的重合。

2011年，当三次受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院长袁家虎之邀，辞别伊利诺伊进入中科院的周曦回国的那一刻，或许会想到61年前同样辞别了伊利诺伊，开启中科院人生下半程的“华罗庚”。

不同的是，归途中写下“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的华罗庚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中国，而周曦眼前的，却是富足强盛的祖国。在此之前，他已经是国际知名的AI专家：

2003年，周曦开始做声纹识别，并一举拿下美国声纹识别的冠军；

2004、2005年他转做语音识别，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承担科研项目；

2006年，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深造，在计算机视觉之父—黄煦涛教授的实验室里工作，主攻图像和视频方向的AI研究；

2007-2011年期间，周曦带领团队在计算机视觉、音频检测等国际挑战赛中6次夺冠。

同时，周曦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分层高斯化多媒体信息表达体系与动态物体实时分析框架，在国际顶级会议、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成果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

在他归国后次年的图像识别ImageNet竞赛上，深度神经网络首次被应用，并以大幅高于第二名的准确率登榜第一。

自此，国内外一场关于AI的创业浪潮被彻底点燃。中国的AI商业化“三驾马车”：旷视成立于2011年，商汤成立于2014年，云从成立于2015年。

三家公司之中，商汤融资最多，旷视成立最早，但最特殊的一家其实是云从——一个“中科院”孵化的创业公司，也是唯一一家，将操作系统写进了核心战略的玩家。而它的创始人正是2011年归国，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信息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的周曦。

在外人看来，出身体制内，周曦哪怕创业多年也带着很强的科学家色彩：沉默、和蔼，不善于应对媒体，办公室里常备着加班用的床和洗漱用品。出门时，总是上身穿着西装，脚上蹬一双运动鞋就自己走没了影。但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因为这家公司每周四都会有一场技术会议，全公司所有人都管自己的老板叫做“周老师”。

短短数年，周曦就带着云从，在跨镜追踪、3D人体重建、语音声纹等人工智能技术上走到了业界领先水平，并获得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当然，在外界看来，这只会为这家公司带来了不少的困扰，只会刷榜，不懂商业化，空谈情怀……

但是在投资人眼中来，他们看到的却是周曦的B面：一位积极主动创业，思维很有深度，商业头脑发达，战略逻辑清晰，让人一见钟情的企业家。

与周曦有深厚交情的元禾原点合伙人乐金鑫回忆：“云从很接地气，周曦让我很佩服的一点，他作为科学家，思维很有深度。在很早的时候，我跟周曦就讨论过一个话题，人工智能公司到底是互联网属性还是传统公司属性，我们俩不谋而合：人工智能公司是传统公司属性。当你有了这样的解读后，你就知道云从的走向会和别人不一样。”

创始班子中，很多人都记得2015年的那一次投标失败，因为拿不出三年财报与高新资质，云从科技错失了一位唾手可得的大客户。复盘会上，办公室里激烈讨论之后，有人提出继续刷榜打比赛，有人建议多与客户交流感情，沉默了半场的周曦做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决定——开除事件的第一负责人，一位他费了重大心力挖来的副总裁。

那一刻起，没有人再以为这家年轻的AI公司只会打榜，也不再有人觉得体制内出身的科学家做不好一家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

到如今，云从创业七年，营收已经累计超过30个亿。

具体的业务中，云从在智慧金融领域已覆盖六大国有银行在内超过100家金融机构，智慧治理领域服务于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政法、学校、景区等多类型应用场景，在智慧出行领域，云从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覆盖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机场、重庆江北机场、成都双流机场、深圳宝安机场等包括中国十大机场在内的上百座民用枢纽机场。在智慧城市领域，云从在广州、四川、湖南等多地建设了“数字基座”标杆项目。

一个CWOS作为底层支持，云从让AI在千行百业开花结果。

显然，这只是个起点。近日，云从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注册成功，不出意外，云从科技将成为第一个登上科创板的AI平台公司，“AI四小龙”中唯一一个全内资的AI公司。

而关于未来，IDG在2019年曾经做过一个预测，2022年以前，全球认知和人工智能将以每年36%的速度飞涨，到2021年，约75%的企业应用程序会使用到人工智能，2022年，全球的人工智能系统支出将达到792亿美元。这些都是留给云从，留给中国的AI独角兽的广阔蓝海。

与之相似，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深度观察”报告称，2020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约1565亿美元，增长12%；其中，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大约3100亿元，同比增长15%。预计2022年国内AI核心产业规模有望达到1573亿元，复合增速58%，产业有望持续快速增长。

这一次，市场敞开了怀抱迎接那些早已准备好的创业者，而故事，也终于不再悲情。

结语：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从筚路蓝缕到再到与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中间的跨度是70年。

70年前，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只为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有自己的两弹一星？

罗湖桥上经行而过的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们，舍弃了半生的荣华，完成了时代交予中国科技发展的作业。

二十年前，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呼啸着带来高速增长的GDP与Wintel时，在南斯拉夫事件的阴影下，时代的问题被换成了我们能不能拥有自己的芯，自己的魂，中国的科技产业，能不能拥有一个不被监控与植入的自主土壤？

孙玉芳、胡伟武、倪光南们创业奔走二十年，换来了一个带着悲情色彩的肯定答案，为华为在制裁之中，带来了最后的托底基业。

而站在如今，时代的问题则被换成了竞争，在中国竞争，全球化脱钩的当下，我们是否能够走到世界的前列，带领整个产业的发展？

站在四十年改革开放，七十年技术积累的肩膀上，华为、云从、寒武纪们的功业不是个例。

史书上，有人落寞，也总有人风光。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