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自创刊起就将“与大时代同频共振与青年学人共成长”作为办刊使命的学术刊物，《探索与争鸣》长期以来以发现和扶持青年学人为己任。2013年底，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上海市社联党组的领导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启动实施了包括“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在内的一揽子“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目前这一计划举办学术活动50多场，收到各类来稿5000多篇，100多位青年学人获奖，近万名青年学人受益。十年来，这一计划见证和助力新一代青年学人登上学术舞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以“助力厚植学术的青春力量”为专题，邀请了29位《探索与争鸣》十年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获奖代表进行专访，现将访谈发表于此。

本期邀请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柳亦博，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和行政伦理学研究。

柳亦博，男，博士/博士后，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2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行政管理》《探索与争鸣》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聚焦国家治理基础理论和公共行政本土化理论研究。12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入选“复印报刊资料重要来源作者(2019)”、政治学人“学术转载高影响力学者”。以独立完成人身份分别获“第三十五届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三等奖”等多项科研奖励。2019-2023入选山师大东岳学者(青年)。主持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济南市社科重点项目、博士后面上项目等多项课题，担任《中国行政管理》《探索与争鸣》《公共行政评论》《行政论坛》《浙江学刊》等多家CSSCI 期刊的外审专家。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柳亦博：我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行政伦理学研究，这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国家治理的基础理论问题，也会探讨一些关于“万物数字化”和“算法伦理”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探讨“国何以为国”的国家理论，探讨“国家如何实现良治”的治理理论，以及“国家内部分歧如何解决”的民主理论等，还会涉及到“合作的建立”“信任的形成”“共同体的秩序”“算法伦理”“人工智能”等。我想，可能我属于以赛亚·柏林说的那种“狐狸型学者”，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他的思维是由中心向外发散的，可以同时讨论多个话题。

澎湃新闻：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柳亦博：我是在硕士阶段正式进入行政学专业的，当时跟随导师做公共政策分析，后来读博士期间逐渐转型从事我更感兴趣的规范研究。印象中开启我公共行政学规范研究之路的第一本书是法默尔的《公共行政的语言》，起初我自己学术积累不够，完全看不懂法默尔在说什么，只能先硬着头皮读下去，不懂的地方先略过，等以后再回来返工。这个过程当然很折磨，幸运的是很快随着我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阅读量的提升，很多过去困扰我的难题一下子消失了，我仍记得当我发现自己突然能读懂《公共行政的语言》时的那份惊喜，仿佛自己一下子找到了修炼绝世武功的“秘籍”。当然，想要在今天的学术界生存下来，只靠能读懂文献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足够亮眼的发表记录。说到学术发表，我个人的经验是，多读多写是提高学术写作能力的唯一方法，没有其他任何捷径可走。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在您的学术成长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经历对您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柳亦博：我想，对于今天在学术发表里“卷来卷去”的多数学者而言，大家的学术经验和体会应该是趋同的，即目前被各大高校和科研单位纳入“有效科研名单”的学术期刊太少，它们远远无法消化掉所有的学术论文产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勤奋刻苦的价值在不断下降，天赋和师承的意义则不断提高。上世纪90年代的那种依靠引介某位西方学者的思想，或者翻译一本著作就能名利双收的好事早已没了，甚至本世纪初流行的融西方学说进中国现象、著书立说变成知名学者的奋斗经验，于今天的青年学者而言多半也已失效。所以，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最重要的帮助是给他们一个能够持续发声的稳定平台，只有他们的声音被听到，才有交流、争鸣和进步的空间。青年学者不是也不必是苦行僧，他们普遍处在一个人生多重压力呈叠加态的阶段，婚恋、生育、购房、职称晋升、论文发表、课题申报、学术评奖，以及教学课时量、讲座与学术会议、学生指导等等事务的考核，逼迫着大多数青年学者不得不有所取舍，所以高知分子晚婚晚育已是常态。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2019年初获得《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的“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奖，对于那时的我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剂，让我倍感鼓舞的同时，忐忑紧张的心态也松弛了下来。很快我就在19年和20年，分别获得了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一等奖，以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和“青年东岳学者”的荣誉称号，又在21年获得了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虽然我没做详尽的统计，但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我是近几届最年轻的一等奖获得者）。回望来路，我想之所以我能在19年之后连续获奖，与《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给我的学术自信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一直对杂志社充满感激，是《探索与争鸣》在我迷茫的时候第一个伸手拉了我一把。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柳亦博：我并不认为当下的学术氛围是有益于学术研究的，至少于我个人而言，现在的学术界显然过于功利、过于急躁了。以政治学和行政学为例，知网可检索到的这两个学科的文献中，我认为至少80%可被归为“学术泡沫”，它们催生了学术界的虚假繁荣，但这些文章真正的知识贡献几乎为零。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先改革学术考核机制。

澎湃新闻：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柳亦博：的确如此，一方面我是青年扶持政策的受益者，我拿到了一些面向青年的专项课题，也获得了青年的学术奖励。但另一方面，随着不断迫近这些政策要求的年龄边界，我也深切的感受到自己被焦虑所笼罩，担心自己过去的成绩其实是源于学术界对青年的保护。实话实说，对于失去了保护壳还能否在学术丛林中生存下去这个问题，我并无十足把握。

澎湃新闻：您认为您所开展的哪些课题研究及其成果，对您获得《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有所助益？

柳亦博：我获奖的论文是《话语体系与“环世界”：现代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与话语重构》，这篇论文是非常典型的规范研究，探讨的也是非常基础的理论问题。在学术界充斥大量实证研究的今天，《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关注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澎湃新闻：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柳亦博：政治学与行政学都是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的学科，它们研究目的都在于创造一种更美好、更公平、更人性的公共生活，二者唯一的不同只是在研究视角上存在差异。我所开展的研究，多数情况下是跨越这两个学科的，会对社会现实进行形而上的反思。

澎湃新闻：在强调“学术未来感”的当下，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如何做到结合当下，放眼未来？

柳亦博：政治哲学与行政伦理学，是很容易与人工智能碰撞出思想火花的，尤其是行政伦理学，它与人工智能的交叉其实不亚于科技伦理。这是因为，现代公共领域已经进入了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阶段，决策的复杂性大大超出了人脑的算力极限，所以大量的日常事务不得不借助人工智能去处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政部门就会经常遭遇各种算法引至的伦理困境，亟需从事行政伦理学研究的学者们积极回应这些时代难题。

澎湃新闻：获得《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这一奖项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柳亦博：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回答中已经基本覆盖了。这项获奖对我学术生涯的开展意义重大。

澎湃新闻：您对于未来有志于参与《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的青年学者有何寄语？

柳亦博：希望所有有志于参与的青年学者，勇敢地发挥学术想象力，勇敢地探索那些未知又有趣的问题，不要畏惧“犯错”和“嘲讽”，因为这恰恰说明我们正在远离已有的道路，走上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