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技术哲学开启了经验转向，经过多年发展，其自身的经验特性更加明显。技术哲学在关注与分析诸多新型经验技术的同时，也跨出了自身的界限，与伦理学、认知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等多个学科进行深度融合，这种转向对于技术哲学发展而言是好是坏还需经实践与时间检验。一些技术哲学家已开始有意识地反思经验转向，“描述性的价值论转向”就是这种反思的新近声音，但这仍显不足，需要我们更深层次地反思这一转向。

技术哲学在经验转向惯性中行进

当前，技术哲学依然在经验转向的惯性中前进，只是逐渐分化为围绕经验技术和跨界两种形式。

1.围绕经验技术的哲学分析。技术哲学家们热衷于讨论更新的经验技术。2019年，很多技术哲学家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数字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生命技术、光遗传技术等领域，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分析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完善。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出现，更是将技术与公正、民主等政治哲学领域的话题重新激活，使其成为讨论焦点。老一辈的技术哲学家不仅关心新型技术发展，更是显示出反思智慧。比如，美国哲学家伊德（Don Ihde）将后现象学的关注点转向地方（place）问题；美国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对能源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等等。

2.技术哲学的跨界趋势更加明显。由于技术与公正、民主等问题的凸显，技术哲学与伦理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跨界更加明显。这些跨界研究更是逐步摆脱了以往的先验束缚，显示出围绕经验问题探讨的特征。此外，还有一种独特的跨界现象：更多的现象学家开始涌入技术哲学，并展开了对上述经验技术的反思。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研究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对经验技术进行研究的精神气质。

技术哲学未来生长点

对技术哲学未来生长点的展望建立于反思经验转向的惯性之上，我们大致可以推断8个呈现出明显特征的未来生长点。

1.技—科学的研究继续有学者在推进。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是技术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也是伊德曾着力展开的一个方向，很多学者沿此方向继续开拓，比如，德国技术哲学家诺曼（Alfred Nordmann）编辑出版了《技科学的历史与哲学》。但是，当前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完全不同于100多年前科学支配技术应用的模式，需要学者们对二者的新关系样态作出新的描述与解释。

2.社会—政治语境下的技术伦理与治理问题研究已成热点。这一研究方向主要表现为两个合拢：一是技术哲学与技术伦理学合拢。由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发展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技术哲学将目光指向了伦理问题，并从技术本质、技术与人性等关系出发分析上述伦理问题产生的深层次根源，比如，美国哲学家修海乐（Harold Sjursen）多年从事工程伦理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二是技术伦理与治理方案的合拢。哲学家、管理学家、政治科学家和法律学者坐在一起，探讨数据技术、生物技术等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治理方案。其整体思路体现了对人类生活本身的设计指向，比如，美国生物伦理学家卡恩（Jeffrey Kahn）基于基因组编辑逐渐从避免疾病向设计生活的转变，思考其内在的伦理问题。

3.现象学技术哲学逐渐发展壮大。经过多年积累，现象学技术哲学颇成气候，并从两个方面合拢壮大。一方面，欧洲技术哲学家通过现象学方法来探讨技术现象开创了新的领域。比如，荷兰哲学家维贝克（P. P. Verbeek）在继承伊德的基础上，使得后现象学颇具规模；德国技术哲学家略奥迪特（Sophie Loidolt）延续着现象学传统思考伦理、政治领域中的主体性、他者和多元性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先验现象学家将意识分析与技术哲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融合。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扎哈维（Dan Zahavi）和莫兰（Dermot Moran）等现象学家提出的具身认知概念逐渐发展成熟，通过人工智能的旋涡而进入技术哲学相关话题的讨论。现象学家开始回应神经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提出的一些终极问题。

4.分析的技术哲学依然强劲。分析的技术哲学有别于传统的批判和现象学传统。拉普（Friedrich Rapp）著有《分析的技术哲学》，之后在荷兰技术哲学家克劳斯（Peter Kroes）与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等人的推动下，分析的技术哲学逐步获得发展，并在反思“形式—功能”的二元论模式下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一领域在国内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5.人工智能哲学研究成为热点。从技术角度看，技术哲学与人工智能哲学具有天然联系。除了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波斯特姆（Nick Bostrom）、维贝克的工作以外，德国技术哲学家在这一方面崭露头角，比如，卡明斯基（Andreas Kaminski）目前从事机器学习和计算机模拟方面的研究；格兰斯（Bruno Gransche）从事人—机关系相关问题的研究；麦泽（Klaus Mainzer）研究人工智能的逻辑基础、技术—科学世界的未来问题。此外，人工智能的数据、算法以及深度学习、GAN图像生成等领域提出了新的哲学问题，有待技术哲学进行回应。令人遗憾的是，技术哲学尚未有效发挥其先天优势，现象学、数据哲学、心灵哲学、记忆哲学等反而显示出更多的优势。人工意识、数据经验、机器认知与行为等逐渐成为技术哲学必须面对的领域。

6.技术人类学将成为未来的热点领域。当前，技术时代提出的问题正在从“人是什么”向“何以成人”转变。在“人类纪”“后人类”“超人类”等概念的引导下，技术人类学获得了新的发展可能性。比如，哈拉维（Donna Haraway）、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等人讨论了人类纪的政治—哲学维度。之前被人们所忽视的法国技术哲学的人类学特征被逐步揭示出来，尤其隐藏在斯蒂格勒思想深处的人类学源头，即高汉（André Leroi-Gourhan）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触和阅读。

7.技术与新艺术的关系研究。随着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数字艺术、虚拟艺术、智能艺术、算法艺术已成为艺术领域出现的新形式。新艺术形式呼唤技术哲学家阐明交互艺术、虚拟艺术及算法艺术的哲学本质。人工智能领域，如智能体、GAN算法提出的自主意识、创造性等，更是成为艺术理论家和技术哲学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8.其他特殊技术哲学问题。大多数技术哲学家关注的还是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技术类型，这导致特殊领域技术哲学分支的蓬勃发展，如信息本体论、媒介技术哲学、图像技术哲学、数据技术哲学等。除上述领域外，尚有一些独特领域的问题有待哲学家加以关注，如能源、气候变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哲学问题。此外，与衰老、健康、延长生命、记忆复制与移植等特定生命领域有关的技术哲学问题也变得紧迫起来。

以上8个生长点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技术哲学指向未来，是对未来科技形态和人类命运的关注。随着人类逐渐走入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理解已显示出超越经验工具的迹象。对经验转向过程中指向技术的工具论观念进行反思，工具论的观念已抵达技术反思的边界，无法回应诸如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理解的边界在何处；技术哲学何为；等等。经验转向的惯性力量最终会消失殆尽，理解边界处，技术已超越工具和视域的限度，作为他者的技术形象正逐渐悄然形成。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终特刊：科学与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