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于今年6月发布了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IFRS S1和S2的正式版文件（下称“ISSB准则”），对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气候相关披露做出要求。该准则将于2024年1月正式生效。

　　目前A股上市公司披露 ESG 信息仍然遵循自愿原则，但香港交易所此前已宣布将对接ISSB准则，这也意味着，同时在A股、港股上市的公司将会受到影响。

　　距离ISSB准则正式生效仅剩最后2个月，目前中国企业在ESG信息披露上有何痛点，未来是否会与ISSB准则接轨？在近期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办，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等联合承办的“2023年大湾区可持续金融论坛”上，部分机构人士、学者也针对目前ESG信息披露标准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披露数量增加，但质量问题仍存

　　根据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在上述论坛发布的《A股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报告—2023发现中国“义利99”》，以上市公司3A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模型为工具，以沪深300成份股为对象，以社会、经济和环境综合贡献为内容，可持续发展价值得分居前99名的上市公司群体（下称“义利99”），最新的整体得分为68.9分，高于去年。该机构指出，从这一数据来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稳步向前的。

　　嘉实基金、国新咨询联合发布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价值发现白皮书》也显示，截至2023年6月末，有34.4%的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独立ESG或社会责任报告，其中，央企的ESG报告披露率更是高达78.3%。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A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占比稳步增长、可持续发展向前的同时，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低、披露意愿较弱等问题仍然存在。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创始秘书长、盟浪可持续数字科技CEO白虹指出，在“义利99”约9年的数据中，上市公司最高评级是两A，仍没有超过两A+。

　　其中，公司在碳排放信息方面仍面临层层挑战。白虹介绍，“义利99”中，有41家明确制定了碳目标，仅有10家明确了碳达峰时间，21家明确了碳中和的时间。“实施ISSB准则最大的挑战是计算范围3（即企业上下游价值链）的碳排放。（上榜企业）仅22家披露了范围3的排放，披露占比为22.22%。”她指出。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程琳认为，从披露数据来看，除了碳信息不多外，信息披露的一致性不高，可比性也很差。经调研发现，企业披露的ESG信息质量较差通常有几类原因。第一种是公司有信息，但是因为涉及相应机密或国家没有相关规定而选择不披露；第二种是公司没有数据或数据不完整，无法披露。部分公司手中只有一年、两年的数据，不能形成多年的交叉核验，或者只是未经核验的数据。

　　披露要求从“自由体”向“结构体”转变

　　诸多痛点背后，业内呼吁中国企业在披露可持续信息时，从定性向定量切换，改变“自由体”的报告方式。

　　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主席特别顾问兼北京办公室主任张政伟认为，在可持续领域需要一个统一的披露准则，这也是国际社会支持成立ISSB的初衷。统一的准则主要解决可比性问题，没有可比性就没有决策，ISSB这套准则，就是要划一条基线。

　　“以前的披露要求可以理解为‘自由体’，特点之一是好的多说，不好的少说。现在ISSB准则的要求是‘结构体’，而结构体下一些问题必须回答。”张政伟认为，结构体主要是为了保证信息具有可比性，投资人可以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决策。

　　张政伟进一步解释称，国内企业习惯于用“碎片化”的方式讲故事，例如某家工厂这次报告某个设备减碳量，下次就开始讲另外的故事，形成“线段式”的披露。但可持续报告要求的是呈现企业整体的“曲线”。例如在碳减排上，企业的目标是什么，碳达峰到中和要经历多少年，每年实现多少目标，每年的目标是怎么设定的，以后每年都要对照。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中心ESG中心主任施涵认为，企业需从CSR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向ESG报告转变。目前CSR报告和ESG报告存在较大差异。CSR报告实际上不会进入到企业的核心业务战略，但ESG报告需要重塑企业的商业模式，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CSR报告更多是一个定性报告，同时并不由法律驱动。而ESG报告则是一个定量报告，更多要依靠政府、证券交易所进行驱动。

　　由定性披露向定量披露转变有其必要性。中证指数ESG业务部总经理赵永刚指出，目前国内公司定性信息披露多，定量信息少，导致中介机构在上万字报告中提取核心数据的难度较大。目前只能通过第三方的认证数据、政府机构对企业评价的数据、自研数据、机器学习等方式去提升信息质量，但根本上还需企业披露ESG相关信息。

　　赵永刚建议，要改变定量数据缺乏的现状，根本还是要推动企业去披露ESG相关的信息。因此，需要参照建立在国际共识基础上的可持续信披准则，并综合考虑我国国情，推进契合我国现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

　　“现在大家公认一个事实，企业不可能通过自愿的行动，去开展ESG披露或者实施可持续商业。”施涵认为政府在引导企业进行ESG披露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各国的经验表明，靠企业自愿去做ESG工作的效果较差。想要做好可持续金融或绿色金融，首要前提是企业有一个规范的ESG准则可以遵守。而如果想加强公司在ESG绩效信息方面的要求，需要对上市公司的ESG信息进行强制性披露。

　　（记者助理陈玥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