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以来，美国国会已经举行了多达三次的听证与辩论，讨论AI立法是否需要落地。令人瞩目的是，三场会议聚集了多位来自美国硅谷的科技巨头领袖，与国会议员进行非公开的磋商，主题是政府应如何对AI进行适当的监管。

参与这场讨论的科技业重量级人物包括谷歌、微软、Meta以及OpenAI等AI技术公司的CEO们。会议结束后，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Schumer）向媒体表示，他在会议中提出了“政府在AI监管中是否应发挥主导角色”的问题，“尽管各方意见不一，但所有人都一致认同这一观点。”

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CEO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参与了这次参议院的非公开讨论。他在会后向媒体表示，AI的问题涉及到人类“文明的风险”。 马斯克强烈建议，美国应当建立一个专门负责对AI进行“审判”的机构。

马斯克的立场并不“稳定”。早在2013年的生日派对上，马斯克就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展开过激烈的辩论。马斯克认为，除非我们建立防火墙，否则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人类，让我们这个物种变成蝼蚁草芥，甚至走向灭绝。但他并未成功阻挡谷歌对Deepmind的收购。但不久以后，他与阿尔特曼（Sam Altman）共同创立了非盈利实验室OpenAI，成为引爆2023年AI热潮的ChatGPT的“孵化器”，赞助OpenAI的马斯克并未成为这波热潮中“吃螃蟹的人”，而是在成果出现之前与阿尔特曼决裂离开了董事会。

在“发展”与“约束”之间摇摆的马斯克最终还是回到了辩论桌上，与昔日搭档阿尔特曼共同呼吁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处理AI的复杂问题，甚至并对AI技术的应用采取许可制，但人工智能触及的领域庞大，立法者若希望通过出台一套包罗万象的法律对AI实行有意义的约束，难度可想而知。

在9月12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与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莱恩·沙茨（Brian Schatz）合作推出《人工智能标识法案》（AI Labeling Act），要求科技公司对AI生成的内容进行标识、并告知消费者相关AI科技背后的所有者身份。

这些提议与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有相似之处。今年4月，中国网信办面向社会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包括，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商在提供服务前经过政府的算法备案和安全评估，这对AI服务的提供商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

区别于中国较为有效的网络安全监管，美国更多采用自由放任或者最低限度的监管。也因此，不少反对者以此为由拒绝建立统一的“人工智能监管部门”和许可证制度，如谷歌公司公开反对建立专门监管AI的政府机构，据CNBC报道，谷歌公司今年6月在一封回应给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的信函中说，谷歌支持分散式的监管方式，以“多层次、多利益相关者的方法” 治理人工智能，这与美国一贯的立法宗旨也相一致。受到更强烈的反对意见的影响，美国的AI监管制度目前暂未有明确的时间表出现。

中美两国在监管上的对比也正是AI发展方向的考量，这一问题我们将在读懂AI系列专栏03中进一步分解。但需要承认的是，由于AI的迅猛发展，国家政治安全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宽，如中国网信办在10月18日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所述“反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操纵舆论、传播虚假信息，干涉他国内政、社会制度及社会秩序，危害他国主权。”如果任由AI巨头们掌握人工智能话语权，稳定、和平的国际政治秩序将受到新的挑战，从这一角度来讲，走在AI监管前列的中国，更及时地划定了AI发展的安全路径。

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条路也是一条不断衡量的路，在充分听取了企业、学者、监管机构的意见建议，并经历多轮讨论和研究之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在第三条明确了发展与安全并重、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将“发展”和“创新”放在了“安全”和“治理”之前，更明确了鼓励AI发展的宗旨，此外，该办法的命名为“管理暂行办法”，表明其具有动态调整的特性，体现了中国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理念的变化：根据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制度将及时、动态地做出回应，与此同时，上文提到的安全评估与算法备案的对象也进一步限缩至“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拥有特斯拉每天从自家车辆上的摄像头接收并处理的1600 亿帧视频画面和推特每天新增5亿条信息流的马斯克也并未闲着，一如他不“稳定”的立场，马斯克将他的新公司命名为 X.AI， 并躬身入局，开启下一场AI之战。

AI出发在我们之后，却走在我们之前。我们或许不知道未来中美双方对AI的监管会走向何方，但正是这种不知，正是AI的发展，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广阔、更多元。（作者：彭凯，Chambers上榜数据律师，plucky810@sina.com；聂千旭专注于知识管理和主持演讲的 00后合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