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领域的科研重点领域，除了机制探明、干预方法外，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预防。”

　　11月24日，在第三届精神卫生科创论坛举办期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告诉第一财经，疫情3年对人群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一定影响，心理疾病的发生率有所上升，包括焦虑、抑郁、失眠等，“一些人工智能（AI）辅助下的早期干预技术、方法是患者和行业所迫切需要的。”

　　转化难度大

　　权威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新增超过7000万抑郁症患者，9000万焦虑症患者，数亿人出现睡眠障碍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也称，在新冠大流行的第1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

　　《柳叶刀》杂志的相关研究曾指出，中国大约1.73亿人有精神疾病，包括焦虑症、焦虑症和强迫症等，其中，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同时，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精神科医生数量达6.4万人，只占全国医师数量（428.7万人）的1.49%。

　　记者了解到，当前精神卫生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主要是为了解决患者在抑郁症、焦虑症等领域的庞大防治需求，以及提升精神专科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

　　王振告诉记者，现阶段，团队正在和南方的脑科学研究机构进行2项精神疾病（如抑郁症）作用机制的临床前研究，且主要指向药物研发，“这些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均基于全新靶点、全新神经通路，已经通过了动物实验阶段，未来有望在3~5年内进入临床一二期试验，并在未来造福抑郁症患者。”

　　记者也获悉，为了更高效地管理好患者病例情况，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也曾在科研项目中推进了一个AI标准化病史采集系统，“但难度在于，由于患者来自于全国各地，涉及诸多方言，标签设立比较复杂；同时，精神卫生疾病的诊断，有很大一部分依据是来源于医生在和就诊者交流时，其情绪、目光和肢体语言的反馈；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精神医学领域的成果转化，需要AI、数学统计、人文和心理学方面的交叉学科参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杨卫敏说。

　　杨卫敏称，精神专科和其他专科有很大不同，这主要在于精神疾病的靶点发现及相关药物研发很难，反而是一些AI辅助诊断下的工具、设备会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但其中需要考虑好对于患者敏感数据的保护。

　　同为精神卫生专科医疗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京则表示，近几年是过去10年至20年所形成的科研成果的集中转化期，基础的需求一直都在，但这需要临床医生有足够的原动力去思考解决方案。

　　为此，王京和团队牵头转化了一套基于数字疗法的“抑郁症的全病程诊疗管理”系统，覆盖抑郁症患者从院前筛查、门诊诊断、住院/辅助治疗，再到出院后随访的所有环节，“将患者诸多需求串联起来，形成组合式的产品，才能更有整体能力去推进产品在注册、审评和医保的落地。”

　　持续探索

　　2022年12月以来，上海陆续发布《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试行）》《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意在为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创造更大空间。

　　为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转化的积极性，《实施方案》还提到，要对科研人员“赋权”，即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等，这包括：试点单位与成果完成人成为共同所有权人；试点单位可赋予科研人员不低于10年的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等。

　　那么，相关政策在精神卫生领域实施如何？杨卫敏告诉记者，与“一次性转让”“作价入股”等方式不同的是，近年来，专利许可等方式普遍受到了医生团队、合作企业的欢迎。

　　杨卫敏举例，比如，院内正在推进的一项AI辅助诊断焦虑障碍的软件，院内医生团队和企业采取“联合攻关”方式，医生团队、医院则在最终形成的知识产权中占有优先权，“专利许可是现阶段绝大部分临床科研成果转化的方式，但这就需要对医生团队、医院在后续专利落地、产品运营方面的权益进行持续保障。”

　　杨卫敏也表示，接下来，一方面，医院会探索如何引入第三方平台，来保障医生团队、医院在科研成果转化全周期过程中的权益；另一方面，医院会成立成果转化办公室，进一步提升人才队伍的能力，此外，一些颇受大众欢迎的“600号”“精卫中心”等文创产品也可以通过转化实现科普教育的意义。

　　而王京也称，作为市场驱动下的重要主体，企业理应更多地参与到临床科研成果转化中来，“我们也很赞同由企业来获取更多的产出、收益，临床团队占小部分，甚至多做一些前端的研发和验证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做好成果转化的可持续生态。”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